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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宝良:“三难选择”下宏观政策的平衡

祝宝良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2018年行至半途。上半年,中国经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运行稳定,企业信用风险暴露、房地产泡沫不断加大。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如何?政策怎样在对外开放、稳增长和控风险的“三难选择”之间找到平衡?对此,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对本报记者表示,应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地加强金融监管。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产生的影响,要作出预判和预案,尽量管控好分歧。

  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平稳

  “我国经济在2011年四季度破9%、2012年二季度破8%,2015年四季度破7%,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但自2016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开始止跌回稳,稳中有进。”祝宝良认为,2018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继续维持在平稳、合理区间。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生产发展稳定,新增长动能有所提升。制造业加速发展,新兴产业规模扩大。与居民消费升级相关的养老医疗、高档消费、信息智能、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服务行业供给水平提高。咨询、物流、信息、商务服务业快速发展,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势头迅猛。二是内需趋降,外需扩张。汽车、化妆品等消费缓慢增长,基建投资明显回落导致投资下滑。出口需求快速增长,1至5月份,按美元计算我国出口增长13.3%,增幅同比加快6.2个百分点;进口增长21%,同比加快1.7个百分点。 三是物价走势温和适中,房价继续上涨。春节过后蔬菜、肉禽等食品价格回落,工业品价格对消费品价格的传导有限。房地产价格继续上升,按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计算的价格1至5月份上涨8.6%, 同比提高4.8个百分点;商品住宅价格上涨10.3%,同比提高7个百分点。 四是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至5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8.1%。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5%。到2018年一季度末,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已经连续7个季度环比保持稳中有降的趋势。

  祝宝良表示,2016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量调控政策相对宽松、国际经济复苏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去产能、降成本处置了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集中度和产能利用率提高,资本产出率提高,银行不良资产率下降。补短板和“放管服”催生了新的动能,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从宏观经济上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提升。模型测算表明,2012年至201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1.3%,2016年提高到1.6%,2017年提高到2.3%。其次,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了基建投资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最后,出口需求回暖。2016年下半年以来,美、日、欧盟等国家经济复苏动能增强,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际贸易逐步恢复。

  经济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压力

  美国于2017年8月到2018年3月对中国发起“301调查”,认定我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对美国安全带来威胁。以此为借口,对涉及我国的航空航天、机械、医药、通讯、电器等领域的出口商品征收关税,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对影响美国安全的企业采取贸易措施。祝宝良认为,贸易战的实质是指向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国有企业补贴、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等问题,从而滞迟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贸易战不是短期问题。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几何?祝宝良认为,仅从贸易关税看,对经济影响并不大。2017年,对美货物出口占其出口的19%,相当于我国GDP的3.5%左右。从美国进口占其进口的8.4%,相当于GDP的1.3%左右,对美贸易顺差为GDP的2.2%。如果加上转口贸易,对美贸易顺差占GDP的2.8%。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价格弹性为0.70,进口价格弹性为0.45,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对我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我国出口将减少7%左右。美国对我国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考虑到乘数效应,我国对美出口将减少约100亿美元,GDP下降0.1%。

  但他强调,类似中兴事件的贸易限制和投资限制对经济影响就很大了,双边贸易和投资除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得到贸易投资利益外,还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测算表明,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3%。其中,贸易和利用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0.9%左右,占全要素生产率的30%。一旦贸易和投资中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减少。

  回到国内,中国经济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艰难平衡。在“三驾马车”的贡献率呈下行趋势的同时,房地产却是“一枝独秀”,保持两位数增长。祝宝良将原因归结为“在土地财政和土地制度的约束下,我国房地产调控历来重需求、轻供给,甚至出现人为限制供给以抬高地价和房价的现象。”

  2009年、2013年、2016年我国已经出现三轮房地产价格暴涨。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收入房价比,2017年全国已经达到14倍,远远超过6至10倍的合理水平。“房地产出现严重泡沫是不争的事实。”祝宝良表示:“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供求不平衡的矛盾再度凸现,房价上涨压力明显,部分地区限价导致新房价格低于周边二手房价格,价格信号失真。”

  他强调,投机性需求十分旺盛,一些调查证实,2018年一季度首套房的刚性需求只占新房销售的30.8%。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但却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会严重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

  短期经济或将下行

  谈及2018年下半年的经济态势,祝宝良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经济的效应还将继续显现;但金融监管、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债务管控会带来短期经济的下滑,国际经济环境会影响出口,进而影响企业投资信心。

  “三驾马车”将表现如何?祝宝良称:

  投资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将高位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量主要来自公路、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等领域,这些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市县两级政府,受财政收入和今年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的约束,资金来源会受到制约。考虑到PPP项目治理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占基建投资额20%左右的PPP投资会有所恢复;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已经分解到各省,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增加,下半年基建投资会止跌回稳。预计2018年基础设施投资(不包括电力)增长8%左右,低于2017年约11个百分点。房地产销售量在今年一季度见顶后有所回落,并有可能一直持续到2018年下半年,投资资金来源也相应回落。另一方面,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在连续三年下降后,今年以来持续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不会出现大降。预计2018年房地产投资增长8%左右,和2017年持平。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78%以上,略低于80至82%左右的合理水平,制造业投资基本处于底部,但由于投资和出口需求转弱,制造业投资回升缺乏动力,预计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长5%左右。

  消费方面:稳中略降。就业形势良好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为稳定消费需求打下了坚实基础。个人所得税调整和进口关税下调也会刺激消费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仍在加快,养老、医疗、健康、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不断加速,网络购物、共享单车等新型消费模式带动新兴消费发展。预计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0%左右,低于2017年约0.3个百分点。

  出口方面: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今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3.9%,高于去年0.3个百分点。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对我国出口需求也会增加。但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按美元计算,下半年出口增长在10%左右。

  政策调整难度增加

  未来几年,我国经济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要稳定经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另一方面,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稳定宏观杠杆率。对此,祝宝良表示,应把握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平衡关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地加强金融监管。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产生的影响,要作出预判和预案,尽量管控好分歧。

  他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并通过减少MLF等操作的力度加以对冲。向市场释放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放松货币政策的信号,降准主要是降低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同时,减少货币政策工具对利率形成产生扭曲,疏通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形成平滑的收益率曲线,引导好投资和消费。适度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同时加强资本管制,保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在规范发展PPP和产业基金的基础上,适度扩大PPP等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加快减税和降费的进程,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三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2016、2017年两年通过行政、法制的办法去产能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结合加强金融监管,通过破产清算、重组、兼并等办法处置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管资本为切入点,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优化布局,缩小战线。

  四是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在通过首付比例、利率手段等严控投资、投机需求的同时,房价过高的城市要增加住宅用地,改革房地产商垄断住宅供应的体制,允许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自然人合作建房,允许非房地产企业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商品房和租赁房,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自有建设用地和闲置宅基地上建设商品房和租赁房,允许大城市周边生态修复企业在修复的生态用地上开发一定比例低密度住宅。加快房地产税立法。

  五是妥善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加快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降低关税政策的落实,适度扩大进口。妥善处理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产业政策、国企改革等方面的关切。要理性的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的所在,是符合我国长期和根本利益的。

责任编辑:梁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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